湖羊的来源及历史再探
湖羊是我国特有白色羔皮羊种 ,在我国养羊业中 ,占有很重要地位。然而 ,关于其来源及历史 ,近百年来 ,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最近 ,笔者根据大量古文献及考古资料研究表明 ,湖羊应来源于蒙古羊 ,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距今 16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 ,最迟也应在唐代。 其理由主要有: 一、东晋以前文献中 ,较少有江南养羊的记载 ,而东晋后文献中记载较多;二、东晋初我国人口的第一次大南迁为北方羊南迁提供可能 ;三、唐代已有北方羊南迁的明确记载。
湖羊是我国特有羔皮羊品种 ,也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白色羔皮羊种 ,在我国传统出口创汇产品中 ,其羔皮的出口占有很重要地位。
关于湖羊的来源及历史 ,自本世纪初以来 ,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如有认为来自元代蒙古羊 ,有认为来自南宋蒙古羊或山东寒羊 ② ,以及有认为来自五代十国的北方羊 等。湖羊究竟属何种羊? 其历史如何? 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湖羊的来源
关于湖羊的来源 ,根据现今文物考古资料、古文献资料以及湖羊自身特点 ,笔者认为 ,湖羊应来源于蒙古羊 ,而非其它羊种。
(一 )从考古发掘看
根据近年大量考古发掘的情况 ,现今湖羊所生存的太湖地区 ,远在距今七、八千年前 ,因其大部分地区还湮没在碧波浩荡的大海中 ,仅少数几个孤岛显出地面 ,虽其也有一些人类活动的痕迹 ,甚至还种植水稻 ,驯养了猪、狗等家畜 ,根据 1979年发掘的浙江桐乡罗家角新石器遗址(根据 C14 测定 ,距今约 7000年 ) ,这里根本没有羊或其野羊的踪迹出现 ,这表明在远古时代 ,太湖地区因地理环境条件所限制 ,不曾饲养或驯化过羊。
至距今约五、六千年时 ,由于东海海水的部分退却 ,太湖地区的大部分陆地已凸现出来。该地的人类活动也渐显频繁。 根据目前已发掘的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 ,吴兴邱城遗址 ,江苏的吴江梅堰 、吴县草鞋山 、苏州越城 、常州圩墩以及上海的青浦菘泽等遗址 ,虽反映当时该地区的农业、牧业又有进一步发展 ,但仍没有养羊的迹象。
到距今约三、四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 ,即大约相当于史称所谓“夏、商”时期 ,在我国北方的黄河流域 ,这时已进入具有君王制的国家 ,社会、经济、文化已较发达 ,“五谷”、“六畜”齐备 ,养羊遗迹也很多。 而太湖地区 ,根据现今大量考古发掘看 ,仍没有反映该地饲养羊的情况 ,也没有任何野羊生存的证据。因此 ,可以说 ,该地至这一时期仍未曾有羊类分布 ,也根本没有起源或驯化过羊。
(二 )从湖羊的体型外貌看
湖羊属短脂尾绵羊 ,头狭长 ,公母均无角 ,鼻梁隆起 ,耳大下垂 ,背腰平直 ,全身被毛白色 ,个别羊眼睑或四肢下端有黑色或黄褐色斑点 ,成年羊体重 40公斤左右 ,母羊乳房发达 ,泌乳性能好 ,繁殖力强等。 这些特点大都与今蒙古羊的体型外貌很近似 ,因此 ,在本世纪初 ,当湖羊还没有作羔皮羊 ,而仅作一般毛肉兼用型绵羊用时 ,曾有不少中外学者根据湖羊这一体型外貌和生产性能将其划归蒙古羊 ,如美国来考察的畜物学家费理查博士以及我国的张松荫、彭文和、汤逸人等几位前辈 。这充分表明湖羊即来源于蒙古羊。
(三 )从“胡羊”二字的由来看
由上文已知 ,“湖羊”原称“胡羊” ,而“胡羊”的“胡”字 ,原本是中原汉民族对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的称呼。 如司马迁的《史记· 赵世家》记载 ,春秋战国时 ,越国的国君越武灵王为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曾实行“胡服骑射” (意即穿少数民族的服装 ,学他们骑马射箭 );至秦汉时 ,汉武帝曾多次派兵出塞“击胡”,并获匈奴人的大量牛马羊等财物 ;其后魏晋南北朝 ,又有“五胡乱华”之称等等。 历史上 ,曾被汉民称为“胡人”的几个少数民族是: 东胡、林胡、匈奴、羯、鲜卑、氐、羌以及后来的蒙古人等。他们都是一些居于北方蒙古草原地带、主要饲养马羊、过着游牧生活、较英勇强悍的民族。 “胡羊”一名亦是由“胡人”、“胡服”、“胡马”等引伸而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湖羊来源于蒙古羊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关于湖羊的饲养历史
关于湖羊的饲养历史 ,目前学术界看法颇多 ,如果我们将湖羊的历史定为从最初北方蒙古绵羊南下太湖地区的时间算起 (暂不考虑“胡羊”具体转变“湖羊”的时间 ) ,笔者认为 ,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东晋 ,最迟也在唐初 ,而不是我们所常说的南宋、北宋、五代十国或元朝等。
(一 )从古文献资料看
根据东晋著名道士葛洪的《抱朴子· 吴失篇》 ,其中所形容的江南大族富豪情况是: “僮朴成军 ,闭门为市 ,牛羊掩 ,田池布千里”。从他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 ,当时太湖地区是已饲养一定数量羊的 ,但这种羊究竟是北方南迁的绵羊还是长江三角洲白毛山羊呢? 因缺乏详细记载 ,我们暂不知晓 ,但从当时大量北方居民南迁的历史情况看 ,北方居民携带北方绵羊南下饲养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据司马光《资治通鉴· 晋纪》载: “海内大乱 ,独江东差安 ,中国士民避乱者 ,多南渡江”。 这次人口大南迁 ,使太湖地区的人口大增 ,如仅晋陵 (今常州 )一地 ,“就侨置了十五、六个郡和六十个县级政府” ,不仅是人口的增加 ,而且由于南迁居民中 ,士族和豪富所占比例较大 ,使太湖地区社会财富大增 ,农牧业技术也获得很大提高。 使得该地在秦汉时还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 ,逐渐开发成经济比较富庶的地区 ,因此 ,史学界每每提出: “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始于六朝”的看法。 这反过来 ,必为北方绵羊南迁太湖地区提供了一定的佐证。
不过 ,真正说明北方羊较早南迁的证据 ,是唐孟诜 (公元 701左右 )《食疗本草》中的一段话 ,其中载: “河西 (今甘肃、陕西一带 )羊最佳 ,河东 (今山西一带 )羊亦好。 若驱至南方 ,则筋力百劳损 ,安能补益人? 今南方羊多食野草、毒草 ,故江浙羊少而发疾。 南人食之 ,即不忧也。 惟淮南州郡 (今江苏北部、安徽一带 )或有佳者 ,可亚北羊。 北羊至南方一二年 ,亦不中食 ,何况于南羊 ,盖土地使然也。”从他这段话可以看出 ,其一: 唐或唐代以前 ,即确切曾有过北方羊至南方的情况 ,只不过当时南下羊少 ,“一、二年亦不中食”;其二: 南方羊食用性不如北方羊好 ,这是因为南方饲养羊的环境条件不如北方好 ,“盖土地使然也”。
其后五代十国及北宋更有大批北方绵羊南下太湖地区的明确记载 ,如据《十国春秋· 南唐列传》载: “ 元二年 ( 938)……契丹主之弟东丹王亦遣使以羊、马入贡 ,别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鬻 ,以其价市罗纨茶药”。 “ 元七年 ( 943)春正月 ,契丹使达罗千等二十七人来聘 ,献马三百匹、羊二万五千”。 当时中原朝廷也曾多次赐给吴越国羊、马等牲畜。 如《十国春秋· 吴越王· 忠懿王世家》载: “显德五年 ( 958)春三月……丙午 ,周遣翰林学士都承旨陶谷、司马监赵修己赐王 (指吴越王 )羊、马、橐驰;每岁班赐 ,自此始也”。 至北宋 ,十国割据分裂逐渐走向统一 ,南唐、吴越国与宋王朝的贡奉关系更趋密切 ,北方羊又继续大批南下。如《十国春秋· 南唐· 节宗本纪》载: “建隆元年 ( 960) ,宋馈羊万口 ,马三百匹 ,橐驰三十” ,且“自后岁以为常”。 以上五代、北宋、契丹国所馈赐、献送吴越、南唐之羊 ,虽仍未指是绵羊 ,但契丹国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一带 ,历来以盛产绵羊著名 ,而五代王朝和北宋所在位置为中原 ,也饲养绵羊历史较久 ,所以 ,上述北方南下的羊、马、囊驰 ,必定是江浙一带所缺乏的绵羊无疑。这一时期 ,北方绵羊的大批南迁 ,为其后湖羊的形成和发展 ,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 )从绵羊的古代分布及传播历史看
我们知道 ,蒙古羊原产于蒙古草原 ,《史记· 货殖列传》中说: “唐虞以上 ,有上戎、猃狁、荤粥 ,居于北地 ,随畜牧而转移 ,其畜之多 ,则马、牛、羊 ,其奇畜则橐驼”。但早在新石器时期 ,根据河南新郑裴李岗 ② 、河北武安磁山 ③ 以及陕西西安半坡 ④ 等文化遗址出土的羊骨及陶羊情况看 ,表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也早已饲养了羊 ,到商周时期 ,根据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羊骨 (据鉴定为绵羊 ) ① ,以及古文献《诗经· 小雅· 无羊》中载: “谁谓尔无羊? 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 ”。 表明当时养羊业已很发展。 春秋战国时 ,当时各国曾大力提倡“务五谷”、“育六畜” ,其中就包括养羊一项 ,如《墨子· 天志篇》载: “四海之内 ,粒食人民 ,莫不 牛羊、豢犬彘……”。 秦汉时期更有养羊致富的能手“卜式养羊” ② 出现。不仅如此 ,当时还有大量北方绵羊输入黄河流域中原一带的情况。 如《汉书· 匈奴列传》载 ,汉武帝时卫青出征匈奴 ,击败白羊王于河南 (今河套地区 ) ,虏获羊达百万余只。 《汉书· 常惠传》也载: 宣帝本始二年 (公元前 72年 ) ,常惠联合乌孙反击匈奴 ,虏大量牛马羊牲畜 ,羊计约六十万只。据《东汉会要》 ,东汉时 ,“和帝即位 ( 89) ,北伐匈奴” ,获“生口马牛羊橐驰百余万头”等 ,至汉后 ,由于北方草原部族的部分南迁 ,更加快北方绵羊南迁中原的步伐 ,如《晋书· 匈奴列传》记晋太康八年 ,匈奴都督率部落一万一千五百人 ,羊十万五千 ,牛二万五千头来降。从以上所述 ,这些所获、所迁之羊 ,不仅极大丰富了中原地区绵羊的数量和品种 ,也为北方绵羊自东晋至唐宋南迁太湖地区奠定了基础。因此 ,北方绵羊在东晋时期南迁太湖地区 ,不仅可能 ,而且也有这种基础条件。
三、关于湖羊形成的原因
北方蒙古羊南迁太湖地区 ,并不是一下子变成现今湖羊的 ,而是经历一缓慢、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蒙古羊能否成为“湖羊” ,是与当时太湖地区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的。
我们知道 ,太湖地区在汉代以前还不甚发达 ,经济发展十分落后。 据《史记· 货殖列传》记载: 秦汉之前 ,这一地区还是“地广人稀 ,饭稻羹鱼 ,或火耕而水耨”。其自然条件 ,因是温暖湿润型的气候环境 ,复杂的地型 ,灌木丛生 ,根本不适于性喜干燥、适于游牧的北方绵羊的生存和发展的。 但太湖地区历经东吴、东晋、南朝各代的努力开发 ,在水患得到一定控制 ,沼泽地获得一定治理 ,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后 ,逐渐使这一地区成为人口稠密、经济富裕的地方。尤其是经历隋唐五代以及南宋的大力发展 ,使得这一地区不仅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 ,而且逐渐成为全国闻名的经济中心 ,形成“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新局面。 这些均为北方绵羊南迁太湖地区 ,并逐渐形成独特的湖羊新品种打下良好基础。 此外 ,舍饲及社会需求等也是湖羊形成的重要原因。
(一 )舍饲
北方蒙古羊南迁太湖地区最初之所以发展缓慢 ,“一、二年亦不中食”,关键在于气候不宜、地型不宜、饲草不宜等几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自从宋迁都临安 (今杭州 ) ,建立南宋政权 ,北方居民为避战乱 ,继东晋后 ,出现我国历史上的又一次人口大南迁 ,这使得临安及其附近地区的人口剧增 ,这样使得太湖地区过去“地广人稀”的局面完全改变 ,可用耕地变得十分紧张 ,随北方居民南下的蒙古羊也根本失去了象唐代或以前听任“食野草、毒草” ,有较大放牧场的情况 ,它们不得不被圈养在家 ,进行舍饲或半舍饲 ,开创了我国太湖地区几百年舍饲养羊的新局面 ,这种由于缺乏放牧地而不得不舍饲养羊的饲养方式 ,至今在世界养羊业中也是十分罕见的。它不仅解决了当时无放牧场地的问题 ,而且也为蒙古羊生长繁育避免了南方 (尤其是夏季 )强烈的日光照射和室外高温 ,避免了南方饲草中多针茅、荆棘的危害以及多雨水、多虻蝇的问题 ,减少了羊的运动 ,为蒙古羊吃到人为提供的优质饲料创造了条件 ,为湖羊的形成发展扫除了不少障碍。
(二 )饲以枯桑叶
枯桑叶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饲料 ,其所含蛋白质为 14. 61% ,比大米 (含 9. 7% )、小麦(含 13. 3% )甚至苜蓿 (含 14. 17% )所含蛋白质都高 。
宋代以前 ,桑蚕业一直主要在北方 ,南方还不甚发达。自宋迁都临安以后 ,江南的桑蚕业飞速发展起来 ,一跃成为全国种桑养蚕和丝织业的中心。
尤其是宋以至明清时代 ,太湖地区的农民一般是不养秋蚕的。据《吴兴农村经济》讲: “吴兴农民在民国十九年以前 ,都不育秋蚕 ,夏蚕也养得少。 经提倡后 ,于民国二十年开始试养秋蚕 ,二十四年才有较大发展 ,而桂花蚕 (深秋蚕 )是不养的” ② ,这是因为“一方面影响翌年春叶 ,一方面影响湖羊冬季不可缺乏的饲料。”因此 ,这就给湖羊提供了大量营养丰富的枯桑叶饲料。这是湖羊优良特性如生长快、成熟早、产羔早、泌乳多等形成的重要原因。
目前 ,由于太湖地区各地较大力推广养秋蚕 ,湖羊现已较少吃到枯桑叶 ,然而 ,饲养湖羊的地方 ,必定是种桑养蚕的地方 ,养湖羊多的地方 ,必定是桑蚕业较发达的地方 ,这种历史状况 ,至今仍未改变。可见蚕桑业和湖羊的形成和发展是紧密相关 ,这也是其它羊无与伦比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 )社会的需要
湖羊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与当时社会的需要分不开的。如前文已述 ,原江南地区主要是饲养山羊 ,山羊肉味较差 ,而“胡羊”肉味鲜美 ,滋多营养。 南宋迁都以后 ,由于太湖地区居有大量北方居民以及首都临安府对羊肉的需要 ,这无疑对当时“胡羊”的发展 ,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样一来 ,使得“胡羊”落脚于江南太湖地区 ,有了巩固的社会经济基础。综上所述 ,湖羊的祖先是蒙古羊 ,蒙古羊迁入太湖地区的历史 ,根据现有资料推测 ,最早可追溯到东晋时期 ,最迟也应在唐代。江南太湖地区在秦汉以前 ,还是经济不发达地区 ,在历经东吴、东晋、南晋、南朝各代以至南宋数百年大力开发和发展后 ,自然、经济、社会发生很大变化 ,蒙古羊在这种条件下 ,经历长期的风土驯化、饲养培育 ,才逐渐形成了今日闻名于世的独特品种。
编辑：庄宁宁